一套令我流淚的「科研」電影:《居禮夫人:一代科研傳奇》

居禮夫人,一個自小我就聽聞的人物名字。電影《居禮夫人:一代科研傳奇》(Radioactive)的劇情一直有個伏筆,就是居禮夫人對死亡的恐懼。她不畏男性主導的學者群,不畏艱苦的研究工作,甚至不畏別人對她道德生活上的眼光。她參透放射性子粒的特質,參透當代科學的限制,其聰明智慧之高,令她成為歷史裡唯一一位能在兩個不同範疇上,獨得諾貝爾獎的女性。她的科研成果,其影響力可謂近乎愛因斯坦級數。然而,她一直不能參透母親死去的意義。死亡是什麼?母親在那裡?她想不透。

死亡是什麼?母親在那裡?她想不透。

電影情節的鋪排,充滿了各或各樣「扭曲時間」的手法。編劇將幾幕後世才發生的悲劇,例如二次大戰的原子彈轟炸,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,穿插在居禮夫人的個人歷程中。好明顯,電影的關注超越居禮夫人的個人故事。導演不斷在問一個人生哲學問題:究竟人類應該如何評價人類自己,過去一百多年的科技發展及成就?人類是在造福這個世界,還是在自殘這個世界?電影的主角當然是居禮夫人,但矛頭指向的,卻是人類不斷憑藉進步去肯定自己成就的敘事。

然而,要為這個敘事(世界觀)找到替代品 (alternative),不是那麼容易。事實上,縱使不少人都知道「進步」及「發長」不是絕對,然而,樂觀積極 (Optimistism)及不斷進步 (Progressivism) 的科學精神,也的確為世界帶來不少的祝福,例如戲中亦不下一次,提到放射性治療對傷病者帶來的祝福。單憑居禮夫人的故事,亦不可能解答這宗哲問題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要為這個敘事(世界觀)找到替代品 (alternative),不是那麼容易。

筆者認為,編劇梅花間竹地帶出祝福及禍害,目的不是要觀眾否定居禮夫人的偉大貢獻,而是要令觀眾經驗一種摸不透人生意義的無奈感。當我代入自己作為人類一份子的時候,一種強烈「認知失調」(cognitive dissonance: 在同一時間有著兩種或以上自相矛盾的想法,因而產生了一種不甚舒適的緊張狀態。) 的觀感不斷湧上我的心頭。面對這困境 (An Internal Conflict of Interpreting Our Lives),居禮夫人有什麼出路呢?人類有什麼出路呢?

面對這困境 (An Internal Conflict of Interpreting Our Lives),居禮夫人有什麼出路呢?人類有什麼出路呢?

故事來到尾段,居禮夫人在女兒的影響下,半推半就地進入了醫院及戰爭的場景。當她不斷在死亡的邊緣遊走時,她的人生觀漸漸出現轉變。故事的高潮發生在居禮夫人彌留之際。就在她步向死亡之際,編劇再次「扭曲時間」,並透過同時「再演」(enact) 幾個居禮夫人至親至重的故事,創造出另類的「敘事時間」(narrative time):

(1) 幼年喪母,永遠懼怕死亡?

(2) 早年喪偶,孤單永失依傍?

(3) 放射物質,原來遺害人間?

就在夢一般的超現實裡,居禮夫人放下她一生引以為傲的的「實證主義」(Empiricism),憑「信心」(a kind of wager) 跳進來自丈夫的肯定 (recognition),為自己的人生故事劃上「美善」(good) 的結局。科研或許為居禮夫人以致人類世界帶來不少的成就,但最核心的人生價值問題,原來卻是一個憑「信心」解決的敘事問題。

但最核心的人生價值問題,原來卻是一個憑「信心」解決的敘事問題。

當我看畢 《居禮夫人》時,我流淚了 (太太甚是驚奇呢!)。是的,甚少流淚的我,哭了。《居禮夫人》當然不是福音電影,但她卻成功勾劃出人類的困境。台灣翻譯電影的名字,的確更好:《居禮夫人:放射永恆》。就在這疫情肆虐之時,我們或許不是要跟 Optimistism 及 Progressivism 割席。但我們的確都需要盼望。我們的內心,不是不斷浮起一把微弱的呼聲,叫我們正視這世界的矛盾,尋找人生的出路嗎?

葉應霖在香港的報導結束。下回繼續講。

(圖片來自網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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